天命玄鳥中國早期藝術中鴟鴞的表現形式和含義
天命玄鳥：中國早期藝術中鴟鴞的表現形式和含義作者：著名學者汪濤；文章來源：蘇富比網站（sothebys.com）/ *** 除了圖1-13為原作者配圖，其他圖片均為寶榜增加之配圖，非原作者甄選。
藝術表現絕不應只是對大自然中圖像的簡單複製，其中往往蘊含著更深層的涵義。要有效地解讀藝術形象，人們必須明白其創作動因、構成要素，以及傳播及理解過程中的文化背景。中國早期藝術中的動物形象大致分為兩類：自然主義風格，或是高度抽象化的圖案，不論何者，兩者都體現了其創作者與動物之間的親密關係。中國早期藝術中，動物形象往往或多或少地帶有宗教意味，值得觀者細細品味。
圖1
中國早期藝術中動物形象眾多，其中以鴟鴞最為典型而神秘。在中國境內，鴟鴞有近三十種不同的類型，為人們熟知的有雕鴞、鷹鴞、鬼鴞、長耳鴞與短耳鴞。
鴟鴞，俗稱貓頭鷹，夜行性鳥類，視力及聽力極其敏銳，叫聲淒厲並善夜間捕食。由於多數種類幾乎專以田鼠及其它鼠類為食，鴟鴞亦被視作農業益鳥。從遠古開始，鴟鴞便在藝術圖騰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不少與之相關的雕塑、圖案和符號陸續被今人發現。
圖2
中國新石器時代以制陶為主，早期仰韶文化（約前5500-前3500年）的陶工便對鴟鴞情有獨鐘，創作出了多種多樣的鴟鴞形象。考古學家在陝西省華縣太平莊曾發掘出一組動物陶塑，其中包括一件鴞首及一只鴞形（一說鷹）三足鼎（圖1和2），均為寫實性的藝術創作，且後者體現了實用性與表現藝術的完美結合。
早在公元前五千年，中國人便開始用玉料雕刻飾物與動物塑像。近年新石器文化遺址的重要發掘中，精緻玉雕的不斷湧現，讓人嘆為觀止。分佈在東北的紅山文化（約前4000-前3000年）遺址中， 就不斷有小型鴞形雕塑（圖3），和其它一些龜形及龍形得玉雕作品被發現。由於時間久遠，一些動物形象的確切涵義已不得而知，但由於其常常是從部落或宗教領袖（薩滿）的重要墓葬里出土，使人推想這些動物雕塑或為他們宗教系統的一部分。
圖3
公元前十九至十八世紀，中原地區進入了青銅時代，人們開始用銅錫合金製作禮器，尤其事炊具、食器和酒器。河南境內二里頭和二里崗遺址發現的青銅器已然成為中國青銅時代的瑰寶。商代晚期（約前1300-前1146年），盤庚遷殷（今河南省安陽小屯村），青銅製造工藝隨著不斷創新的冶煉鑄造技術，在殷王室的支持下達到頂峰。新的器型紛紛出現，其表面紋飾也日益繁復精美。安陽青銅器以其豐富的樣式及高度抽象的紋飾，被一些學者稱為『都市風格』，與南方或西南部趨於自然主義的『區域風格』相對。1.
公元前十九至十八世紀，中原地區進入了青銅時代，人們開始用銅錫合金製作禮器，尤其事炊具、食器和酒器。河南境內二里頭和二里崗遺址發現的青銅器已然成為中國青銅時代的瑰寶。商代晚期（約前1300-前1146年），盤庚遷殷（今河南省安陽小屯村），青銅製造工藝隨著不斷創新的冶煉鑄造技術，在殷王室的支持下達到頂峰。新的器型紛紛出現，其表面紋飾也日益繁復精美。安陽青銅器以其豐富的樣式及高度抽象的紋飾，被一些學者稱為『都市風格』，與南方或西南部趨於自然主義的『區域風格』相對。2然而，商代藝術有時會用貼近自然狀態的寫實手法表現某些真實的動物，如大象、老虎、鴟鴞；這裡我將著重討論鴟鴞。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考古學家於安陽洹河北岸西北岡發掘了殷王室墓地。雖然這些大墓曾早年被盜，卻仍在M1001號墓室發現一隻大理石雕立鴞 （圖4），高為17.1公分，環目鉤喙，耳羽甚長，尾羽分叉，體飾抽象圖案，胸有相對雙鴞，長耳兩條夔龍，背有蟬紋。
墓中另外出土大型石鴞一隻（圖5），高約34.1公分，紋飾與前者略異，尖喙平角，雙耳近似人耳，通體羽狀紋飾，雙翼呈盤蛇形並帶夔龍紋。大鴞背有凹槽，或為原先連結木桿，以作墓室建築入口鎮邪之用。墓中另有跪狀石虎一隻，背後同有凹槽，或同為鎮墓所用。考古學家推斷M1001號墓室當為晚商最為顯赫之王武丁之墓。在另一件M1885號墓室中，又發現一件鴞形銅器，出土時已缺蓋。
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院的考古學家又在安陽小屯村內發現了一處沒有被盜掘的王室墓葬，墓主人為武丁的王后婦好。墓中出土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幾件小型玉鴞，及一對大型青銅立鴞形尊（圖6）。此對鴞形尊為殷墟有史以來發掘出的最為精美銅器之一，其形制與前文提到之西北崗出土大理石鴞極其相似：突出的鉤喙、短耳、高聳的龍形耳羽，頸部及胸前飾有夔龍及饕餮紋，雙翼盤蛇，背部及尾呈另一鴞形。蓋上雙鈕一為龍形，一為鴟鴞。同類鴞形圖案亦見於婦好墓出土的其他數件大型禮器，如獸形觥、方彝、方尊、方壺；這些器物造型獨特，鴟鴞紋除了作為表面裝飾之外，立體造型的小形鴟鴞亦置於器肩，有的為鉤喙長尾，考古學家或稱之為怪鳥。3. 我們對中國早期的鳥類學知之甚少，但看來商人對鳥類的區分已經十分細緻。
商代青銅器多見鴟鴞題材，用於器型設計或表面紋飾，試舉例如下：
例一：英國Campton Verney收藏（Albright-Knox美術館舊藏）商代晚期銅方斚，大型酒器（圖7）。上飾兩種鴞紋：器身三面為鴞形，鴞首作淺浮雕，身體與器型吻合為一體；蓋上小型圓塑，所飾鴟鴞長羽、尖喙、環眼，生動寫實。此器為晚商青銅之傑作。
參閱：SACA學會文章《收藏秘报：vol.4 欧洲神秘中国艺术收藏机构 / mysterious Chinese Bronzes Collection.》
例二：日本京都泉屋收藏晚商鴞卣（圖8）。器身作兩鴞相背而立，鉤喙、扁耳、鼓胸、粗腿、羽翼；鈕帽菌形，遍體飾雲雷紋；器腹飾鴞翼紋，器足亦為鳥足； 合理結合器物功能及動物形態，創造出立體效果。此類鴞卣出土、存世多件，見於各大博物館收藏。
例三：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館收藏晚商鴞形尊（圖9）。整體作鴟鴞形，雙足著地，作站立狀；
器蓋為鴞首，雙目圓鼓，毛角高聳，尾下墜，雙翼化為盤龍紋飾，胸前體飾饕餮及雲雷紋。此器相比其它容器，更像是一件雕塑作品。類似器物亦見於耶魯大學美術館及坂本五郎收藏。
藝術史學家羅伯·貝格利指出，商代青銅禮器的藝術創作中鴟鴞紋恐怕是唯一能與饕餮紋相抗衡的代表圖案；同時他卻拒絕為此類紋飾強加釋義，并認為紋飾的主要功能是裝飾器物，它們的意義僅限於裝飾系統。4
確實，紋飾和圖案本身有自己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動物圖案也讓所飾器物更添韻味，引人遐想。動物形象可為幻想中的神獸，或是現實中的動物，但不論如何，它們都要經過設計者的重新組合。青銅禮器為特定場合設計並創作，旨在與觀者互動，為其營造相對應的視覺體驗；商代的工匠的精湛技術足以使其能夠隨心所欲地做出任何想像到的物件。
故他們選擇體現動物圖案的方式，不僅體現設計的匠心，更在某種程度上承載了當時的社會與宗教環境的涵義。
當工匠們使用自然主義手法體現真實存在的動物形象，其本身的特徵受到強化，暗示器物中注入了動物的能量，也提醒觀者自身與動物之間已有的關聯。商代工匠在運用裝飾定式創作無數青銅器皿的同時，也時常被真實動物的魅力所吸引，創作出神入化的作品；故動物形狀之青銅器皿不是單純的容器，而更像雕塑作品。
為何選擇鴟鴞呢？它們外形勇猛近似武士，尖利的啼聲及夜間活動的習性也讓人聯想到為宗教崇拜中的魔法與神力。在古希臘，鴟鴞的形象往往與雅典娜—主宰戰爭、智慧與豐産的女神相聯；伊特魯利亞人則將鴟鴞視為神明，實行人祭。5 商代文明中，鴟鴞圖像的重要意義也不言而喻；殷商史學家胡厚宣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著重討論了殷商時期的鳥類圖騰崇拜。6 更有學者認為，商人的祖先玄鳥本以鴟鴞作爲原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孫新周指出，高祖帝俊（帝嚳、舜）的原型是鴟鴞圖騰，它是殷商民族的生殖神、農業保護神和太陽神。7 雖然孫新周的論述立足於過時的圖騰理論，但鴟鴞即玄鳥的論斷確實引人思考。
《詩經·頌·商頌·玄鳥》寫道：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後，奄有九有。
商之先後，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
殷受命鹹宜，百祿是何。
灰陶加彩鴟鴞形壺，富士美術館藏
這首詩不似商朝原作，多為後代口口相傳時所記。玄字古義可作幽遠、高妙之解。8 商代文字有濃重的象形意味，在甲骨文中有一字恰為環眼鼓腹之鴞象形，上下文跟星象崇拜相關聯（《合集》：522，11497，11498，11499，11500）。
另金文中亦有鴞形伴「父癸」與「婦」之名出現（圖11），似作為族徽。種種考古發現與史料記載都揭示了商人與鴟鴞間的神秘聯繫。考古學家劉敦願認為，商人將鴟鴞視為夜與夢之神—它們在黑夜中輕盈地飛翔捕食，連結著人類與未知的靈魂世界。9 這也解釋了鴟鴞形象在殷商宗教藝術中，尤其是墓葬中大量使用的原因。
泉屋博古館，鴞尊參考SACA學會：《住友春翠：京都泉屋博古馆的中国艺术收藏 - Sen-Oku, the Holy Grail of Chinese Art.》關於玄鳥，漢代以後的傳統解釋為燕子，而漢代繪畫及墓葬藝術中的玄鳥（又名太陽鳥）也多呈燕形。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圖12）上太陽裏有一隻黑鳥（燕子），在通往天堂的入口有一隻展開翅膀的大鳥，極似一鴟鴞；在地形圖案的左右兩側，則有鴞立於龜背之圖像。《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根據藝術史學家汪悅進的解釋，鴞龜的形象可能表示了太陽西降東升的含義。10 漢代倫理將燕子和孝道聯繫在一起，而把『食母不孝』的鴟鴞放到了對立面。《說文解字》：「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但在商代卻沒有這樣的兩極分化，燕形紋飾雖也出現，主要形式卻多為鴟鴞或其變形。
周滅商之後，曾盛極一時的鴟鴞崇拜開始發生變化，儘管西周早期的工匠仍多少延續著前朝的設計和工藝。其中一項顯著變化即鳥紋逐漸取代饕餮紋，成為禮器上的主要紋飾。學著大多對這些鳥的具體種類避而不談，但細心比對便不難發現，這些鉤喙圓眼的鳥形，很像婦好墓中的出土的鴞形尊。
當然，與商代鴟鴞形象相較，西周鳥形更為高冠、長羽、長尾，形象開始接近傳說中的鳳凰。鳳為神鳥也，與龍相對應，為生命與皇后之象徵。論其形象演化，鳳鳥實為鴟鴞與雉雞相結合的產物，可能伴隨這種鳥神聖化的過程。《大保卣》 （圖13），為日本白鶴美術館所藏，造型裝飾代表了西周為數不多的鴞形卣之典範，硬喙長耳羽，加上大膽創新的器型及簡化的表面紋飾，都寓示著西周獨立與商代之外的全新審美觀。
鴞尊，早稲田大学會津八一博物館蔵在周朝文學中，鴟鴞的地位則絲毫不遜前朝。《詩經·國風·豳風·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據，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鴞尊，香港松隱閣藏傳統的解釋是，此詩是周公寫給周成王的教誨，或把它解讀為被壓迫者向統治者的抗議。可正如英國學著韋利指出的，這樣的推測沒有道理。這首詩一定是從早期的傳奇演變而來。11. 文學批評家葉舒憲在他的新研究裏，也把這首詩看作是民間對鴞神的崇拜得遺存。12
鴞尊，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藏時間推移，鴟鴞身上的神秘色彩卻從未褪去。《山海經·南山經》：「雞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山經》：「皷亦化为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紀還能找到不少鴟鴞圖案作為裝飾的例子。但從六世紀開始，視覺藝術中鴟鴞的形象逐漸減少，這也許源於東周時期的思想變遷。人與神的關係逐漸淡泊，古代神話轉為歷史敘述。
當然，鴞還是有種神秘的力量，但人們對它的態度悄然改變，鴞從神明變成了惡鳥，甚至有用鴞祭祀的習俗。《漢書·郊祀志》云：「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颜師古注云：「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黄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羮以賜百官，以其恶鳥，故食之也。」
鴞尊，三門峽博物館藏漢代文人賈誼（前220-前168年），少年得志，後來觸犯皇帝，謫居長沙，任長沙王傅，三年，有不祥鴞類鵩鳥飛入，賈誼心情鬱悶，借與鵩鳥問答抒發自己老對生死禍福之感悟；作《鵩鳥賦》曰：
在這裡，鴞鳥具有某種靈性或先知般的特質，牠闡述了關於生死與天命的哲理。顯然，到了賈誼的時代，世人對鴞鳥的看法已大為不同於商代時期。後來，鴞鳥一般被視為不祥之物，是一種異常而可怖的存在。然而，在賈誼的筆下，我們仍可見到鴞鳥形象承襲自更早的商代宗教傳統，那種深植人心的觀念與象徵。鴞尊，河南省博物院藏1 See Bagley, “The Appearance and Growth of Regional Bronze Cultures” in 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1980, pp. 111-9.
2 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1995 pp.48, 53.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1980年，獸形觥（802）， 59-63頁，圖版26-1；方彝（791），50頁，圖版18-1；方尊（792），53-4頁，圖版8-1；及方壺（794），64頁，圖版43-1&2.
4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1987, pp. 360-7.
5 Hall,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Symbol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Colorado, 1996, p. 37.
6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歷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64年。
7 孫新周，《鴟鴞崇拜與華夏歷史文明》，《天津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5期，31-7頁。
8 參見汪濤，《清幽高祖新解—古文字所反映的古代祖先崇拜裏空間與顔色之關係》，in C. Marechal and Yau Shun-chiu (eds.), Actes des Symposiums Internationaux - le Monde Visuel Chino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es, numero special no. 2, Paris, 2005, pp. 269-280.
9 劉敦願，《夜與夢之神的鴟鴞》，收入《劉敦願文集》，北京， 2012， pp. 159-171.
10 Eugene Y. Wang,“Why pictures in Tombs? Mawangdui Once More” Orientations, March 2009, pp. 27-34.
11 Waley, Book of Songs, New York：Grove Press reprint, 1988, pp. 275-6.
12 葉舒憲，《經典的誤讀與知識考古—以<詩經·鴟鴞>為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5卷第4期，2006年7月， 56-64頁。
13 許瀚，《攀古小廬雜著》：《跋周兄日壬卣》「右拓本吳子苾方伯贈，所得揚州古器五種之一也」。
14 《兩罍軒尺牘》，光緒十年（1886）刊本，660頁。
15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卷20, 第9頁上著錄了一件青銅觶的銘文「愛兄日壬」；另外還有著名的帶祖先廟號（包括「兄日壬」）的商代鳥紋三戈，見《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上冊，北京，1985年，圖 74號，69頁。
16 W. Percival Yetts, “A Group of Chinese Bronze Flagon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eb. 1940, plate A & B, pp. 38-44